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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天监的官员们当然不想去找汤若望,故意拖延此事。明崇祯年间,钦天监推算不合天行,日食失验,皇帝一怒之下,“欲罪台官”,差点把钦天监的官员给办了。后来,徐光启奏请设局修历,引进西人,钦天监中的旧员逐渐受到冷落,自然是对汤若望等传教士心怀不满。尽管他们拒不执行多尔衮的指令,可是汤若望还是被找来了。当内廷的差官把他领进宫时,他并不知道召他所为何事,及至见到摄政王多尔衮本人后,方知是为了修历之事。于是,他们进行了亲切交谈,这次会面是他们友好交往的开始。汤若望决定进呈新修的历书,并报效新朝。
汤若望进呈的新修历书是在《崇祯历书》基础上修订的。该书由徐光启和李天经先后主编完成,是明代修历的重要成果,全书一百三十五卷。虽然此书早在崇祯七年(1634年)业已完成,但直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才颁诏通行天下,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保守派的反对,他们认为历书采用西法,不合祖制,致使崇祯帝首鼠两端,犹豫不决,迟迟未予颁行。等到决定颁行时,大明江山气数已尽,因此这本历书并没有真正用过。不过,对于《崇祯历书》,汤若望是再熟悉不过了。因为他曾亲自参与修订,深知这部历书的得失所在。虽然它在某些方面,参用西法,具有新的突破,但由于保守思想的影响,并未真正打破《大统历》的系统框架。在某些方面,甚至不得不削足适履,以迎合旧制,以至于一些先进的西方理念和技术并未运用到位,推验多误。汤若望在向多尔衮进呈这部历书时,也把此书的优劣详细作了报告,并建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修订。他还把自己用新法推验出来的本年度八月初一的日食时间和图像进呈,请求派员测验。多尔衮听了很高兴,他把钦天监官员送呈的历书也交与汤若望过目,并请他做出专业评判。第二天,经过检查,汤若望找出该历书存在的七大错误,并当面向进呈该历书的钦天监官员们一一指出,令他们无言以对,深感颜面无光。
七月,朝廷批准汤若望的想法,准其在明历基础上修订新法。这部新法摄政王亲自定名为“时宪历”,“以称朝廷宪天乂民至意”。八月初一,日食来临之际,摄政王派大学士冯铨等官员同赴观象台测验,结果回回科误差一小时,而大统历所标日食图像竟有一半差错,只有汤若望的新法,时间、图像均与实际一一契合。这是一次有力的证明。德国人魏特把这称之为一个“为全国所知晓的胜利”。冯铨与同去的官员无不惊叹。他们上奏朝廷,对汤若望高度赞誉。皇帝也下诏褒奖,谕云:“旧法岁久自差,非官生推算有误,新法既密合天行,监局宜学习勿怠玩。”这是对汤若望的新法天算的充分肯定。
满人敬天畏天,对天算人才充满敬意。在他们看来,深谙天象之人也能通晓尘世的一切,而历法的良善也关系到社稷的千秋万代。因此,汤若望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受到清王室的尊崇。在准确预测日食三个月后,朝廷还决定授予汤若望钦天监监正一职。朝旨云:汤若望掌钦天监监印,该监所有人员和事务悉听调遣。
钦天监是观察天象,推算节气,制定历法的官方机构,监正为最高长官。对于这项任命,汤若望一再推辞。因为他的主要任务是传教而非其他,故而不想把过多的精力耗费于官场。可是,朝廷并不准许。有人甚至善意地提醒他,不要一再坚辞,因为这样很可能会被误解为他仍然效忠于前朝。汤若望只好接受了任命,成为第一个由西方人出任的掌管国家历法的最高官员,而从一个受聘的外籍专家到朝廷命官,这无疑是一个根本的转变。
顺治二年(1645年)十一月,经过数次修订,在汤若望主持下,修编完成了《时宪历》一百卷,由清政府批准实行,而汤若望修历有功,朝廷特加太常寺卿衔,以资褒奖。此后他不断获封。先是受封通政使司通政史(正二品,服俸加二级),后又诰封为光禄大夫,恩赏其祖先三代一品封典。应该说,这是汤若望最辉煌最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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