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一些奏章呈文，约二十篇，也大多写于顺治末年和康熙初年。后来这些文章汇辑成册，定名为《不得已》。何为不得已？按杨氏的说法，就是“士大夫者，要主持世道也”。如何主持世道？就是要“正三纲，守四维”。如今洋教盛行，而我举世学者，竟无人敢于纠正。邪教之力，如此之大!照此下去，“三光晦，五伦绝矣”，“此而可已，孰不可已”!这就是他的所谓“不得已也”。也就是说，面对西教猖獗，他不能再沉默了，也不能不站出来说话了。

杨光先的反击开始了。从顺治十六年（1659年）起，他先后写了《辟邪论》《距西集》《摘谬十论》等数篇文章，向天主教发起猛烈的攻击。他在文章中声称，西人耶稣会，非中土圣人之教，“实西域七十二种旁门之下，九十六种邪魔之一”，公然宣称万国均为邪教后裔，这是要灭我中华祖先，其所谓天主、亚当、夏娃等纯系无稽之谈。圣母玛利亚生子耶稣，非婚受孕，居然童身未坏，岂不荒谬至极？男女媾精，万物化生，人之常道也。世间惟禽兽知母而不知父，可耶稣邪教竟有如此荒诞不经之说！他还指责耶稣是“叛国渠魁”，事败正法，钉于十字架上，本是大快人心，可其邪心不死，居然三日复生，这不是愚弄信徒，胡说八道吗？他还把当时著名的传教士和中国信徒，如南怀仁、安文思、潘进孝、许之渐、许谦等人，逐一点名，痛加批判。

在火力对准天主教的“荒唐教义”和“歪理邪说”的同时，他还从历法入手，对汤若望等传教士毫不留情，大加挞伐，指控他们“假以修历为名，阴行邪教。延至今日，逆谋渐张”。他还责骂徐光启为“邪臣”，因为就是他违反海禁之令，把汤若望等举荐于朝，才使他们有了今天的地位。为了引起官方警觉，他还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大声疾呼，指出惑众妖书公开刊行，邪教徒分布各省咽喉，结交士大夫为羽翼，煽动诱骗小人为爪牙，受蒙蔽者越来越多，像水从高处流下，可“朝廷不知其故，群工畏势不言，养虎卧内，识者以为忧”。他还把天主教比作白莲教，诬其暗中结社，图谋不轨，说教徒张贴十字架极有可能是一种妖术，而使用望远镜明为观察天文，实则十分可疑。

杨光先的这些文章极有煽动性。为了扩大影响，他把《辟邪论》《距西集》印行五千册，四处散发。其所产生的效果，用他的话说是“朝野多谬许之”。也就是说，大多数人都表示赞许。后来，他的《不得已》印行时，有人称杨“实为本朝第一有识有胆人”，赞其书“正人心，息邪说”，“持论锐利”，实为“第一有关名教、有功圣学、有济民生之书”。据史料记载，此书印行后，西人以重金购之，每部二百金，“悉为焚毁，欲灭其迹”。至雍、乾年间“传本已鲜”，极为珍贵，由此也可见影响之大。

当然，对于杨光先来说，这些声讨只是开始。或者说，只是一种战前的热身，为了从思想舆论上先声夺人。到了顺治十七年（1660年），他的正面强攻开始了。

这一年的五月和十二月，他先后两次上疏，弹劾汤若望等传教士。第一次上疏，史料不存，难窥其貌，而第二次上疏，其文稿以《正国体呈稿》为题收入《不得已》集。该疏从历法入手，控告汤若望两大罪状。其一是暗窃正朔，盗窃名器。原来，汤若望完成《时宪历》一百卷进呈朝廷时，首页写了“依西洋新法”字样。在杨光先看来，大清之官，修大清之历，历面上怎么能写“依西洋新法”？这是不尊皇上，而把西洋奉为正朔。对此，他早在五月第一次上疏时，就纠弹过此事，可汤若望置若罔闻，不知检举改正，以赎不臣之罪，而是坚持不改，“是藉大清之历，以张大其西洋”，“罪不容诛矣”。

其二，新法推闰有误。其中特别提到将立春提前一天，“是不应立春之日而立春，应立春之日而不立春”。每年立春，皇上都要进行迎春大典，这是何等重要的大事!现在新法居然弄错日期，淆乱盛典，其“亵天帝而慢天子，莫此为甚 本章尚未完结,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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