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在江户的茶室与酒肆间蔓延。

与此同时，胤禛在紫禁城统筹全局。

西北，年羹尧的春季攻势达到了战略目的，准噶尔部进一步西迁，与土尔扈特部的联系暂时被切断。

胤禛下令在乌鲁木齐旧址开始筑城（即后来的迪化城雏形），移民实边，巩固战线。同时，他密令理藩院与哈萨克中帐接触，意图构建对准噶尔的战略包围。

南洋，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气焰明显收敛。“南洋巡防分舰队”的定期巡航成为常态，广利行等商团重建了“金兰埠”，并且规模更大。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表频繁拜访广州的“粤海关”，双方关于扩大茶叶、丝绸贸易，以及在婆罗洲“联合开发”某些区域的非正式谈判悄悄进行。

巴达维亚的荷兰总督连续发出几封语气焦灼的信件给国内，抱怨清国“正在破坏南洋的力量平衡”。

雍正八年（1730年）春，转折点来临。

萨摩藩内部，以岛津久朗为首的“亲清务实派”逐渐占据上风。

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依靠清国的资金、技术和市场，是解决萨摩藩积贫积弱现状最快（甚至是唯一）的途径。

与清国对抗，只有死路一条。而清国似乎也确实遵守“租借地”协议，并未显露出直接吞并藩国的迹象。

三月，在曾静的“斡旋”下，萨摩藩与清国理事衙门签订了《鹿儿岛补充协议》。协议规定：

扩大种子岛租借地范围，包含部分可用于农业垦殖的临近小岛。

清国享有在萨摩藩指定矿区（包括新勘探出的两处富铜矿）的“优先合作开采权”，并引入更先进的采矿和冶炼技术，利润分成向萨摩倾斜。

萨摩藩承诺全力保障清国商民安全，并协助清国水师打击萨摩海域附近的所有海盗（实际包含任何敌对清国的势力）。

双方建立定期高层会晤机制。

这份协议，实质上将萨摩藩的经济命脉和防务安全，与清国深度绑定。岛津继丰用藩国的部分主权，换来了喘息之机和眼前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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