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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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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乃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元老,清代十二家世袭铁帽子王之一,绰号鬼子六。他是道光皇帝第六子,咸丰皇帝的同父异母兄弟。咸丰帝驾崩后,他与两宫太后联手发动政变,取得成功,此后一直备受重用,先后出任过首席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中法战争后,虽一度被罢黜,但中日甲午战败后,他又被慈禧太后重新起用,坐镇中枢。

恭亲王在清末也算是一个新派人物。他是洋务运动的领袖,一向主张向西方学习,走“求强”“求富”之路。不过,他的主张与李鸿章等洋务派大臣一样,只限于器物层面。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学技术,不改制度。在他看来,康有为等维新人物实在是走得太远了。这当然不能被允许。想当初,他修铁路、办实业、选派留美幼童等,这些改革措施也曾遭到顽固派的反对和围攻,如今时过境迁,他却站到了维新派的对立面,扮演起阻挠维新的角色,真可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关于总署召见康有为,参加人员有哪些,说法不一。一种是“总理衙门一切的大臣都出席”,这是康有为接受报纸采访时所说。但他在《自编年谱》中又说,参加召见的有大学士李鸿章、协办大学士翁同龢、新任总署大臣荣禄,以及兵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而对恭亲王和庆亲王并未提及。不过,据翁同龢日记,上有“未初到总署,两邸诸公毕至”之语。按此说法,恭王、庆王均出席了。此外,还有一种说法,即此次召见由庆亲王奕劻领衔,也就是说恭亲王没有出席。总之,不论哪种说法,召见规格都是相当高的。用康有为的话说:“他们以各种款待客人应有的礼仪来款待我。”

召见从未时开始,至酉时结束,共历三个小时,地点是在总理衙门西花厅。所谈话题很广,主要围绕时局和变法,内容包括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借洋债等等。不过,谈话并不投机,双方格格不入。荣禄谈到祖宗之法不能变时,康有为反驳说,总理衙门过去也没有,也不是祖宗之法,现在不是有了吗?因此变不变要因时制宜。康有为还谈到要建立一个司法制度,聘请外国人和我们一起共同改订法律,并重组政府部门,这是一切改良和维新政策的基础。对于这样的观点,在场的大员们也都“意甚隔膜”。正如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对香港报纸所说:“虽然他们并没有明白的表示,但我可以看得出(他们)大多数是反对维新的。”

据香港《孖刺报》援引康有为的话说,即召见的次日早上,恭亲王和翁同龢向皇帝汇报了召见的经过。尽管恭亲王承认康有为颇有才具,而且很能干,但他明确表示了对康的反对。不过,翁同龢对康却持支持态度。

听完汇报之后,光绪皇帝命翁同龢将康有为的谈话以奏折的形式报告给他。听说在总署谈话时康有为推荐了《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等书,他也命总理衙门立即进呈。此外,他还谕令总理衙门大臣,今后康有为如有条陈“即日呈递,无许阻格”。也就是说,康有为今后如有奏章可以越过工部和都察院,直接由总署代呈皇上。这个规格也是过去没有过的。于是,在这之后,康有为大为振奋,又先后写了《上清帝第五书》《上清帝第六书》,并呈送到了光绪帝的面前。

3月27日,即德占胶州数月之后,俄国公然派舰队开进旅顺港,强迫清政府租借旅顺大连湾。面对列强的瓜分危机,举朝震悚,光绪更是心焦如焚,寝食难安,改革之心,愈加迫切。这期间,康有为先后将译出的《俄大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呈递光绪。光绪看了大感兴趣。5月间,他连续要求翁同龢进呈康有为之书。但此时,翁同龢对康有为的态度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本章尚未完结,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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