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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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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差点儿没有当成。东林党担心一旦朱由崧登上帝位,重翻旧案,东林党人将再次受到打击,因此一致反对立其为新君,主张拥立潞王。

东林党以张慎言、吕大器、钱谦益等为首。张慎言时任南京吏部尚书,他以曾举荐赵南星而在党内地位显赫。吕大器时任南京兵部右侍郎,钱谦益则是在野的党首。诸人认为朱由崧有“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之“七不可”,从而主张“立贤”。

“贤者”,即潞王朱常淓,明神宗朱翊钧之侄。清军入关,朱常淓随军南渡长江,寓居杭州。后来清军兵临杭州,朱常淓投降,“兵入杭,市不易肆”——天翻地覆,老百姓还照样上街打酱油,几乎就是和平演变。导演出这一幕的朱常淓,似乎不是一般的“贤”。

究竟是立朱由崧还是立朱常淓,作为南京兵部尚书的史可法,这时的态度举足轻重。张慎言等致书史可法,以“七不可”反对立朱由崧。时任淮扬巡抚的路振飞,也致书史可法,认为:“议贤则乱,议亲则一,现在惟有福王”,提醒史可法“伦序当在福王,宜早定社稷主”。对官员中的分歧,以及立潞王与福王的后果,史可法掌握得最为全面,其实也最清楚。但在关键时刻,史可法则完全倒向了东林党一边。

史可法入仕较晚,东林色彩并不突出,也未深度介入天启与崇祯朝的“党争”,为什么会作出这种抉择?很重要的一条,是书生情怀,而不是政治谋略。

史可法出自东林党骨干左光斗门下,左光斗对其有着不同寻常的知遇之恩。左光斗视学京畿时,尚为一介书生的史可法苦读寺中,左光斗偶然发现后对其大为赞赏。左光斗主试时,当听到门史唱出史可法的名字时,“瞿然注视”,当即“面署第一”。在史可法拜见左夫人的时候,左光斗更是当着子女的面,对史可法赞不绝口:“吾诸儿碌碌,他日继吾志事,惟此生耳。”乡试后左光斗将史可法请到家中,与自己的子弟一起读书,以参加会试。在左府,有一天史可法将左光斗的官服穿在自己身上,恰被左光斗撞见,史可法满面通红,十分尴尬,左光斗笑着对史可法说:将来,你一定比我更有成就,我这官服其实是配不上你的!

左光斗对史可法的关怀无微不至,二人“不啻家人父子之欢”。

出于对东林党的特殊情感,史可法既明白路振飞所讲的道理,又担心东林党所预见的后果,最终情感战胜理性,他决定支持张慎言,并出面去做持不同意见的凤阳总督马士英的工作,理由就是东林党提出的“七不可”。

其实,史可法并不了解朱由崧其人。真实的朱由崧,形象被清朝严重污化。东林党所言的“七不可”,除了“不孝”是指朱由崧仓皇出逃中半道与母亲走失外,其余“六不可”很难找到事实的支撑。

在议立新君的紧要关头,史可法亲自写信给马士英,明言朱由崧“七不可”,要求马士英支持东林党与自己的主张。但是,马士英收到史可法的私笔信后,将其作为公函予以收文,并加盖督印予以存档。

史可法作为主持大局的兵部尚书,完全清楚南方官员在册立新君问题上的巨大分歧,也完全清楚这种分歧面临的后果,但竟然出于意气,给马士英写了一封信。送出给马士英的私信后,史可法立即又犹豫起来。真实的内心里,史可法认为按伦序迎立福王是对的。于是,史可法又试图说服东林党人,放弃迎立潞王:“以齐桓之伯也,听管仲 本章已阅读完毕(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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