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托古言今，可以写《战国策》。孔子的春秋笔法是“笔则笔，削则削”，隐恶扬善，为尊者讳但不作假。如果故意编造史料，史料就失去了镜子的作用。

司马迁写《史记》有自己的喜好，但哪怕史料冲突也要全加进去，这就是史学家的素养。

宋祁是个优秀的文学家，他编史的态度并非给后人磨镜，而是为自己留下锦绣著作。

晏殊虽然也是个文学家，但他也是政治家。对于赵暾看待史书的态度，晏殊很赞同。

但晏殊还是劝说道：“陛下不要对宋子京太苛刻，这些话臣听一听就是，可不要说给宋子京听。”

赵暾从谏如流：“晏公放心，我和他不熟，会对他很客气。”

晏殊不知道自己是该郁闷还是该高兴。陛下时常对我不客气，是因为与我很熟悉吗？

陛下，我什么时候与你熟悉过？你熟悉的只是我的女婿，你气富弼去！不要气我！

晏殊很无奈，不由又在心底抱怨晏几道。他怀疑小陛下老是对他促狭，就是记着晏几道的事。

晏殊正和赵暾商议怎么从宋祁手中接过《新唐书》的编纂，又不让宋祁难堪。

赵暾让晏殊为主编，非是让晏殊忙碌，而是让晏殊牵头，再把司马光一脚踹进去。

官史编纂从来都非一人功劳，后世只记载主事者而已。主事者只是主编。不过主编的喜好，决定了史书的风格。

比如房玄龄为《晋书》主编时，就是“没空，管他什么出处的史料，照搬上去即可”。

宋祁和欧阳修则多亲力亲为，《新唐书》的风格更倾向于他们自己的著作。

宋祁几乎把列传写完了，晏殊比宋祁学术地位更高、官场资历更深，又是致仕的官员，才能大刀阔斧地更改宋祁的著作。宋祁心有不满，也针对不了晏殊。

司马光资历太浅，在晏殊的翅膀下干活就成，赵暾不为他拉仇恨。

晏几道不请自入，赵暾开玩笑道：“要不要让晏几道也去编史？”

晏殊嫌弃道：“他编史，还不如宋子京。宋子京至少还能写得一手好文章，他连史书都读不明白。”

晏几道支支吾吾道：“父亲，我哪里读不明白？我读得很明白，只是不爱那些功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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