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方面去寻找。首先，是古代政权的性质及其贯常的镇压手段决定的。中国传统的集权政治在本质上是反人民的，为维护和巩固暴政，无所不用其极，视人命如草芥，任何惨无人道的杀戮，既便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也不会使任何一位暴君虐臣产生什么负罪感。

他们甚至还可以为其刑罚的酷滥寻找到堂皇的借口，即所谓的“以刑去刑“理论。族刑连坐法最著名的实践家商鞅曾说:“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故无刑也。“(《商君书·赏刑》)商鞅本人虽以其法家的名声而难为后世正统所垂青，但他的这一理论却完整地为后来者心照不宣地接受，并贯彻于刑事镇压之中。

族刑在古代的经久不衰，正是中国重刑主义传统的重要表现。其次，则又要从文化的角度去寻找。简言之，即古代家族主义的文化传统和家族本位的社会形态营造了族刑的生存空间。中国古代家族本位的社会基本结构决定了任何个人的存在都是以一定家族的存在为前提的，即离开了家族背景，个人的生命意义及生存价值便被抹煞于无形之中。个人的权利与义务只不过是家族最高利益下的附属物，权利的享有与义务的承担，全以家族利益为转移。

因此，个人的行为被赋予了家族的含义，成功或发达，首先是家族的荣耀，所谓“光宗耀祖“是也;沦丧或犯罪，则意味着家族的耻辱，所谓“家门不幸“是也。在这些观念的影响支配下，族刑也就具备了其存在的立足点，即就某些重大犯罪而言，整个家族有义务与犯罪者共同承担罪责。另一方面，在统治者看来，对一些重大犯罪行为，单纯惩治个人尚不足以达到威慑与防范的目的，于是，家族作为个人的母体也就相应地成为了杀戮的目标。

族刑的概念在古代有多种解释，主要是有三族、九族之分。三族者，一说“父母、兄弟、妻子“:一说为“父族、母族、妻族“，到底何者为是，古人对之也有歧见。现在一般认为前者较为准确。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大可不必细究。因为古代的所谓“夷三族“，本身便是一种极具任意性的滥刑。这种任意性一方面表现在对象方面，到底什么样的犯罪适用族刑，很难有统一的标准。统治者也不愿制订出统一的适用标准，而是由兴所致、心血来潮地临事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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