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少有例外的均把政治权力作为一种世袭的私家之权力。”

&esp;&esp;“之所以中国和雅典的古代先贤都意识到政治权力与民意之间存在着一种支持与被支持的关系，但雅典人创造出了普选制这种直接的民意表达方式，而中国人只能限于‘选贤举能’的政治理想中，其中最深刻的原因是，在理念上中国人坚持‘人有差等’，而雅典人则将人看成相互无差异的平等个体。事实上，在梭伦改制之前的雅典社会，也存在着贵族的世袭特权，梭伦在废除世袭特权的时候，不得不以法定财产资格的社会不平等来替代贵族世袭的不平等。梭伦以雅典人法定财产多寡为标准，把雅典人分成‘五百斗级’、‘骑士级’、‘双牛级’和‘贫民级’四个等级，只有‘骑士级’以上的雅典人，才有被选举为议事会成员的资格，因而雅典人在被选举权方面是不平等的，并且有金权政治的嫌疑。但同时，梭伦发现了一个影响极其深远的政治观念，即“公民”的观念。公民是雅典自由民在政治上的身份定位，无论财产多寡只要符合雅典自由民这一条件，在政治上平等地具有选举权，并且在公民大会上有权通过投票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并决定关系他们切身利益的城邦的重大问题。而雅典城邦的“主权”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才表现为主权落实在雅典公民。因而也可以把雅典政治的主权在民解释为：雅典公民人人平等地拥有城邦的主权。

&esp;&esp;“在中国传统儒家的视域里，人是一种差等之人，人就其天赋而言就有‘贤与不屑’的区别。所以《中庸》言‘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因为人生而有‘自诚明’与‘自明诚’的区别，‘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这种‘诚者’与‘诚之者’的区别，就是圣人与君子的区别，而圣人便是社会的天然统治者。理想的社会政治就是应该把社会的统治权交给圣人，让圣人们来统治和治理国家。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他们提出了‘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政治原则，主张由那些‘学而优’圣人、君子来管理国家，实行‘文人统治’。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就是根据儒家这一著名原则而发展出来的。”

&esp;&esp;“……”

&esp;&esp;傅斯年当着皇上和诸位大臣的面，当当当当把自己对中西方政体的理解说了出来，令所有人目瞪口呆！

&esp;&esp;关绪清没想到对方会有这样的学识，一时间也愣住了，但他知道这样的人侍才放旷，要是不好好训诫以后就难成大器。当下冷笑了一声说：“你说的还算凑合，但没有切中要害。朕最后再提一个问题，看你能不能答上来，你应该也是熟读经史了，朕问你《四书五经》里面有多少个‘洋洋’？”

&esp;&esp;傅斯年刚刚为自己的答话感到满意，一听皇上又出了一个难题，骨碌着眼珠子怔了一会，这个题出 本章尚未完结,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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