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大集体企业当初开办时是基于政治目的和社会效益，政治挂帅而不是经济挂帅。

在没有廉价易得的乐的年代，社会上过多的待业青年不仅影响其家庭内部的和谐，而且会造成社会的不安稳。

因此，为了解决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国家广开就业渠道，其中就包括允许子女顶班。

但在独生子女政策还没有推行的年代，普通家庭的孩子数量经常是两个以上，上限不论。而可以顶班的父母工作最多才两个，其余孩子依然没有工作。

而开办集体企业就成为了解决待业问题的重要办法。

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里，国企开办大集体企业，街道开办小集体企业，集体经济就这么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了。

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

一般企业是确立经营方向和经营方式、并且开始盈利后，才按照需求招人，换句话来说，就是可着脑袋做帽子；

而集体企业却是先确定要解决多少就业，才去考虑要做什么

业务，帽子都做好了才去找脑袋。

这也就导致大集体企业在开办初期本身没有造血功能，需要依赖开办的国企来输血。

尽管有的厂办大集体在度过初期困难时期后，成功摆脱依赖，能够自负盈亏，循环造血。

但对于大多数集体企业来说，这根与国企相连的“脐带”却是在三十年后都无法摆脱。

而国企也不得不背负起这个越来越沉重的包袱，直到再也无法负担。

八十年代大量兴办的集体企业，直到三十年后，才在政府的主持下开启了一场厂办大集体改制，将这个生长在国企身上的巨型畸胎瘤彻底切除。

三十年，一代人的黄金期就这么过去了。

1984年的人们或许无法预料到集体企业改制这么久远的事情，但在当下，对于只出不进的集体企业，一些国企已经在想办法甩包袱了。

其中就包括了一矿。

巩副矿长虽然知道矿领导们有心效仿矿务局其他厂矿，把矿上开办的几家大集体都转给私人，但他不相信 本章已阅读完毕(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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