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照搬苏绰《六条诏书》。

至于兴文教则是将敦教化拆分，高澄不需要地方官员为自己擢贤良，开设科举制就是要将选官权力由地方收回中央。

最后一条均赋役更是一字未改，赋税徭役无论豪族还是平民，都要一视同仁。

总不能只兴你宇文泰抄我，不许我高子惠效仿吧。

高澄也不管远在长安的宇文泰会是什么想法，立即照猫画虎，将《施政纲要》作为东魏各级官员施政的纲领和准则。

当东西两魏都为增强自己的国力而争相改革的时候，江南依旧歌舞升平，安于享乐。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南梁的情况传至洛阳，高澄完全将萧衍当作冢中枯骨对待。

苏绰《六条诏书》之所以被高澄、宇文泰重视，就在于它清晰明了的告诉了各级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在任期内应该做些什么事。

只有知道该做什么，才会着手去做。

可别小看这一点，这世上有的是当了一辈子官，依旧浑浑噩噩的人。

宇文泰推出《六条诏书》，高澄立马跟上《施政纲要》，大家对这一政令的重要性都心知肚明，唯独你南梁装瞎，什么都不干。

高澄对南梁的轻视，也就可以理解了。

君主失去进取心也就罢了，关键这人还贼能活，高欢都能被他熬死，要不是有侯景闹上一出，阳寿指不定奔着一百走。

《施政纲要》颁行并不能立即起到作用，高澄也只是作出规定：不能熟背《施政纲要》，理解其内核，就不能为官。

随后，又再度投身经济改革的浪潮中。

太昌六年（537年）五月十一，高澄巡视高隆之在城外所设立的铸币厂。

高隆之向高澄献上一筐新制钱币，高澄随机取一百枚称量，百钱重达一斤四两二十铢。

高澄对此大为满意，称赞新币重如其文，对高隆之也赞赏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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