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而衰的时候，阴就同时开始盛了。阴初盛的时候，它到东方[1]扶助金，形成了秋。阴极盛的时候，它到北方扶助水，形成了冬。阴盛极而衰，阳同时开始盛，于是又有新的循环。

&esp;&esp;所以四季变化来自阴阳的盛衰，四季循环实际是阴阳循环。董仲舒说：“天道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是故天之道，以三时（春、夏、秋）成生，以一时（冬）丧死。”（《阴阳义》）

&esp;&esp;照董仲舒的说法，这是表明“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阴阳位》）。也是表明“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阴阳义》）。

&esp;&esp;因此，无论在肉体或精神方面，人都是天的副本（见《为人者天》）。既然如此，人就高于宇宙其他一切的物。“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立元神》）人何以成之？董仲舒说通过礼、乐，就是说，通过文明和文化。假使真的没有文明和文化，宇宙就好像是个未成品，宇宙本身也会感到不完全的痛苦。所以他说，天、地、人“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立元神》）。

&esp;&esp;人性学说

&esp;&esp;由于天有其阴阳，人是天的副本，所以人心也包含两个成分：性、情。董仲舒用“性”字，有时取广义，有时取狭义。就狭义说，性与情分开而且相对；就广义说，性包括情。在广义上，董仲舒有时候以性为“质”，“性者，质也”（《深察名号》）。人的这种质，包括性（狭义）和情。由性而有仁，由情而有贪。狭义的性，相当于天的阳；情相当于天的阴（见《深察名号》）。

&esp;&esp;与此相联系，董仲舒谈到争论已久的老问题，就是人性，即人的质，是善是恶的问题。他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说，他说：“善如米，性如禾。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米与善，人之继天而成于外也。非在天所为之内也。天所为，有所至于止。止之内谓之天，止之外谓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实性》）

&esp;&esp;董仲舒因此强调人为和教化的作用，只有教化才使人与天、地同等。在这方面，他接近荀子。但是他又和荀子不同，不同之处在于，他不认为人的质已经是恶的。善是性的继续，不是性的逆转。

&esp;&esp;董仲舒以为教化是性的继续，这一点他又接近孟子。他写道：“或曰：性有善端，心有善质，尚安非善？应之曰：非也。茧有丝而茧非丝也。卵有雏而卵非雏也。比类率然，有何疑焉。”（《深察名号》）问题的提出，代表孟子的观点。问题的回答，董仲舒把他自己和孟子清楚地分开了。

&esp;&esp;但是这两位哲学家的不同，实际上不过是用语不同。董仲舒自己就说：“孟子下质于禽兽之所为，故曰性之已善；吾上质于圣人之所善，故谓性未善。”（《深察名号》）孟子与董仲舒的不同，就这样归结为两个用语“已善”和“未善”的不同。

&esp;&esp;社会伦理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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