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然后说：“先生可不可以给我几本《青年杂志》过目？”

“当然可以，”陈仲甫从包中取出杂志，“这是前几期的，由于只有我一个编辑，有很多不足之处。”

李谕说：“一个人做编辑，先生真是辛苦。”

“我也看看，”金邦正现在算是职业编辑，饶有兴致地看起来，“原来先生不仅做编辑，还做写稿人。”

陈仲甫笑道：“现在办杂志，不都要这样。”

一直到1917年，陈仲甫都是《青年杂志》的唯一编辑。1918年以后，杂志才成立一个编辑委员会，由6人组成，除了陈氏自己，还有钱玄同、胡适、李大钊、刘半农和沈尹默。

委员会每个月轮流由一人担任编辑；每月设有讨论会，参加者除了6名编辑，还有主要的撰稿人，包括鲁迅和周作人（那时编辑部搬到了北京）。

胡敦复也拿过来一本，看了一会儿称赞道：“陈先生的文笔很不错，这篇创刊词写得铿锵有力。”

陈仲甫说：“你看的那篇创刊词，也是这本杂志的指导思想，同样是我对广大青年的六点要求，即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一言以蔽之，当是科学与民主并重。”

金邦正对他这段话非常欣赏，“科学方面不用担心，但民主二字，可能会让杂志被禁，您知道的，大总统可是要称帝了。”

陈仲甫说：“我明白，所以从创刊之初，就避免刊登直接的政治评论，《青年杂志》的目的是改造青年的思想和行为，而非进行政治批评。”

从14年下半年开始，北洋政府对报纸刊物进行了严格的管控，借口是这些出版物公开泄露政府与日本签订的秘密条约，或说他们批评相关的政策。

本来民国头两年，国内出版业迎来了一个爆炸般的发展期，但袁世凯立马发觉“人言可畏”，迅速打压。

辛亥之后，全国约有500家日报社，包括北京50家、上海15家、汉口6家。然而在袁世凯的帝制运动期间，北京报社的数量锐减至20家左右，上海减到5家，汉口则只剩下2家。报纸发行量也出现了下降。

《青年杂志》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诞生，由群益书社进行刊印发行，每月一本，每期支出成本大概200元，最初发行量1000份。

胡敦复对陈仲甫改造青年思想这一点很认同：“学校的吸纳 本章已阅读完毕(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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