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爸，彷佛这才发现他

是我亲爹似的。

父亲叼着烟，边往外挪边提裤子。

他惊讶地说：「起这么早？！」

其时天已蒙蒙亮，母亲也做好了早点。

我只恨自己不能边吃饭边蹬车。

那年春天母亲带高一，每周逢双有两节早读课。

娘俩却很少同行，理由是我嫌她骑车慢。

午饭倒经常在一块吃，理由是「你营养得跟上」。

记得有好长一段时间，对父亲，我们绝口不提。

唯一的例外是五月初的一天，小舅妈拎来一袋炸鱼块。

正当我大快朵颐之际，她问及父亲的近况。

我扒着白饭，连头都没敢抬。

母亲叹口气，说还是老样子。

「那咋行？」

小舅妈有点急，片刻后却又说：「也是，刚出来，总要有个适应过程。」

她这话倒没错，只是父亲适应的时间略长了点。

大概过了儿童节，他老才出去找活。

先是搭雨棚、装塑钢窗，后又跟某个老舅修了几天摩托。

建筑队也混过，费力不假，但相对来说工资还凑合。

可惜这砖头水泥也就自家建房时摸过，父亲自然与泥瓦匠无缘，只能当小工。

下班回家他死人般瘫在沙发上的样子我至今难忘。

零工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父亲后来声称要去哪哪打工，在举家反对的情况下只好不了了之。

到九九年十月天空高远之时，村东头的巨大扁平建筑里终于再次响起了猪崽

的哼唧。

望着那几十头圆滚滚的蠢东西，我竟涌出一种难言的喜悦。

至于本钱打哪来，我却从没想过。

当时母亲的月工资基本都要拿去还债——为此父母还吵过几架。

母亲不想拖欠任何人，父亲却觉得「反正都借了，还了就是，也不差那几天」。

至于父亲挣的几个散钱，刚够补贴家用——也幸亏我有个铁打的奶奶。

直到２０００年秋天拆迁安置方桉下来时，奶奶才不小心说漏了嘴：父亲揣

了口杀猪刀，挨门挨户地讨回了所有已黄和将黄的赌债。

对此，母亲自然不知情。

不可避免地，在拆迁安置上，父亲故技重施。

家里本来有两座红砖房，可惜卖出去一座，更为关键的是买主已经搬了进去。

而父母和我都是城市户口，怎么安置就成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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