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秦颂就不同意她的观点，认为肇事逃逸之所以要加重刑罚，就是为了惩戒事故发生之后仍然见死不救的人性冷漠。因为“可能救不活”而替死者放弃求生的机会是对生命最大的不尊重，没有减轻刑罚的道理。

姜郁：“可我是被告律师，我有义务替他做罪轻辩护。”

“那就劝说被告坦白供述，认罪认罚，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一样能够争取从轻处罚。”

秦颂讲得轻松，却在姜郁看来是最无用的建议：“按照你的说法，所有提起公诉的案子被告都要认罪认罚，根本没有辩护空间。那还要律师有什么用呢？”

“我没这么说过，”秦颂纠正她的理解，“我只是在跟你讨论这个案子，不要偷换概念。”

“……好，那就只说这个案子。”法学生最大的耻辱莫过于被人挑战逻辑，姜郁只得重新组织思路，力图为自己扳回一局，“既然根据死亡时间推断，被害人有可能在被送医途中死亡，根据疑罪从无的基本原则，就应当对被告做出有利推定。”

“被告逃逸，被害人在逃逸后死亡，且不存在其他介入因素，这些事实都很清楚。法院判案需要考虑社会价值，不会因为你的一个‘可能’免除被告逃逸致死的责任。”

姜郁争辩不过又不服气：“案子都还没判，你凭什么这么确定？”

“是你来问我的看法，这就是我的看法。”

秦颂的自信泰然令她无言以对。姜郁从前有多爱慕他的骄傲，在这一刻就有多么痛恶，好像自己的所有努力在他面前都不值得一提。

两人相处的日子里，她时常会觉得无比沮丧，又不知道这份沮丧究竟应该归罪于谁，是怪她的不够自信，还是他的太过自信。

案件后来宣判，法院认为辩方 本章已阅读完毕(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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