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在一家做鞋的小工厂里认识的，他当时还是个小头头，就管着我们这个流水线，他挺同情我们这些从外地来打工的妹子，他也不是本地人，他是广西来的。

我们两个也没怎幺谈就结婚了，其实确切一点的说是同居，因为我们没有结婚证，因为我没有上海的暂住证所以没法登记。

我们在上海过了一年多，那个时候我每个月往家里寄５００块钱。后来就变了，不是我变了而是他变了，他不知道怎幺就染上了毒品，本来就没多少钱，他又添了这个毛病，我们实在没法过了，我就走了，他也知道是自己的不对，所以也没拦着。

后来，我去广州找武姐，可武姐早就不在那个夜总会干了，有人说她去了北京，有人说她去了天津，有人说她还在广州，总之她确切去哪里没人知道。

我在广州找了个工作，是在一个酒楼里面当服务员，人家要高中毕业的，可我连字也不认识几个。后来还是他们的一个经理看见了我，觉得我虽然没有文化，可还有那幺点气质（当时我也不懂什幺叫气质）就让我先干着，现在回想起来，我在广州的那两年是最稳定的了。

那个酒楼很干净（我指的干净是说没有小姐）而且管理也很严格。正好赶上那年广州出了个条文，鼓励来广州打工的人员利用业馀时间去学习，还可以取得国家承认的学历！当时和我一起打工的几个姐妹都去了，我也去！

虽然我只上过小学

，但大家凑在一起互相鼓励，互相帮助，我竟然真的学进去了，有了知识，明白了许多道理，还拿了个国家承认的学历证书！

后来，酒楼换了东家从新招了一些人，我们这些人就四散走了。

期间我回了趟老家，正好赶上武姐也回家看望父母，多年不见的姐妹坐在一起好好聊天（《中国妓女生存纪实》这篇文学的内容多取自那次聊天）那时候武姐已经是"小台北"的鸡头了，钱也富裕，手下的小姐也多，和我说了许多外人不知道的内幕，虽然这些年我也在外面见过不少了，但她说的那些还是让我很惊讶。

我们分手以后，我在家里住了点时间也算是尽尽孝道，两个姐姐也从外地回来相聚，姐妹们还哭了一场。

后来我就来了北京一直到现在，北京当时对外来打工的管的非常严格，但我的三证都了，总算在北京能落下脚。

在北京一开始是在酒楼做上菜的服务员，后来进了酒吧也做服务员，也在工厂里打过工，总之都不很稳定，直到后来做了家政服务才算稳定下来。

也是我命好，找到了一户心地很好的老干部家庭，两个老人像我父母一样，我也尽心的伺候他们，他们还让我上学，教给我懂得很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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