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官商勾结情况愈发严重，大明经济发展愈发地“自由”。

当皇帝想要调动地方上的资源时，赫然发现自己说的话不太管用了！

大明亡了，咱日子还是一样过，说不准还过得更滋润。那咱为什么还要为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只能说经济文化的蓬勃发展，有时候是用朝廷对地方管控能力换来的。

万历年间涌现的各种“禁书”“妖服”，若是换在洪武年间乃至于嘉靖年间兴许都会在刚冒头时被摁回去，很难大行其道。

张居正主政期间争取来的短暂清明结束后，大明迎来的是更加昏昧的朝廷与更加混乱的时局。

对于了解过这段历史的顾闲而言，自然急于把种种隐患摁死在萌芽之初。

比如尽可能地缓和张居正与朱翊钧的关系，尽可能地团结更多在朝以及在野的盟友，尽可能地扩大外来救荒粮种的种植范围。

只是他所做的这一切，也不过是许许多多个“尽可能”而已，具体能否有用至今犹未可知。

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顾闲才会在张居正还没表态时就急着相劝。

在历史上那场夺情风波中，像张瀚、沈懋学等等前来劝说守孝的人几乎都与张居正闹掰了。

也许张居正向被万历皇帝罢官的张瀚说出那句“公去，而心愈苦，事愈难矣”时，便已经预料到往后自己要面对什么境况。

顾闲不希望那一切上演。

张居正坐在那里听顾闲说完了，深深地看了顾闲一眼，才说道：“在你心里，我便是那般不孝的人吗？”

顾闲并不觉得张居正不守孝三年就是不孝。

主要是他曾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对儒家学问总是带上几分批判——人都死了，守孝给谁看？反正泉下的父母是享受不到这份孝心的。

顾闲立刻把自己的想法讲给张居正听。

他知道在约束力还在的情况下，朝廷采用的这些儒家制度有其存在的意义，但是跟某个人孝不孝顺真没什么关系。

有时候不过是攻讦某人或者夸赞某人的工具罢了。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元朝有人选编《二十四孝》来教化百姓，那二十四位古代孝子都作古多少年了，竟又凭借孝名再次名扬天下！

这是许多人汲汲营营一辈子都做不到的事。

既然孝道都已经成为儒家的一面重要旗帜，旁人要是拿个不孝的罪名攻讦你，还真有可能影响到你的名誉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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